雍正即位之后，一改乃父宽仁作风，以“严明”察吏，推行刚猛政治。他大力整顿吏治，清查钱粮亏空，对查实的贪污官员严加惩处，追回赃款，抄没家 产；又改兴廉为养廉，实行“耗羡归公”，官员按级别从中提取“养廉银”，给予官员合理的酬劳，使贪污行为失去借口。雍正的高明在于不仅惩治了大批贪官污 吏，而且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诉诸制度保证，对整肃吏治颇为有效。不过，雍正也犯了一个错误。在对待清官问题上，他处处与乃父背道而驰。在他看来，“洁己 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，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为更甚”（《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》第八册）。康熙希望通过扶植、保护、褒扬清官而倡导一种廉正的官场风气， 注重通过舆论来鉴别官员的操守政绩。雍正则认为，“此等清官，无所取于民而善良者感之，不能禁民之为非而豪强者颂之，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……及至事务 废弛，朝廷访闻，加以谴责罢斥，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，以为去一清廉上司，为之称屈”（《清世宗实录》卷46），而像李卫等能吏敢于触犯各级人等的利 益，结果“或谤其苛刻，或议其偏执，或讥其骄傲，故意吹索”，为舆论所不容。因此，雍正提出“舆论全不可信”，甚至舆论皆称好者，想必是沽名邀誉、欺世奸 诈者流；为众人所攻讦而孤立无援者，则应备加呵护。
雍正深信“贪官之弊易除，清官之弊难除”，选拔大臣时，“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，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。”为了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，他还一改康 熙时期的做法，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为他们建祠树碑，他一上台就晓谕地方：“嗣后如仍造生祠书院，或经告发，或被纠参，即将本官及为首之人严加议处。” （《雍正起居注》元年九月）雍正过于倚重能员，鄙薄清官，这种矫枉过正的措施也产生了消极后果，即时人指摘的“贪吏、酷吏者，无一不出能吏之中”。此后乾 隆大大强化了雍正重能轻贤、重才轻守的倾向。他不仅贱视清官，而且对一切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官员深恶痛绝，绝不能容忍臣子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。乾隆中期以后 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松弛，清官不称于世，而墨吏出于能员者不乏其人。后来养廉制度虽一直沿用，但各级官员不再以清廉品节相尚，虽一时畏于严法不敢出格，但 忽略人品的砥砺与惩劝，已经埋下官场风气渐衰的隐患。
论者多以为清代多贪官缘自俸禄过低，其实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面。雍正养廉并没有能够解决这一问题，而没有养廉的康熙朝恰恰清官不少，说明官员的道德人品和社会风气也很重要，只有将道德风气的砥砺、导扬与合理的制度保证相结合，方能收到实效。
